- 罗二虎;彭波;
云阳丝栗包夏商遗址可分为三期五段,其年代约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至殷墟文化三期。这类遗存属于三星堆文化,但与分布在成都平原地区的三星堆类型和鄂西地区的朝天嘴类型等三星堆文化面貌存在一定差异。此类遗存在渝东地区广泛分布,可命名为“丝栗包类型”。该类型的确认对于进一步认识三星堆文化和渝东地区夏商时期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2025年04期 No.242 58-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48K] [下载次数:5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6 ] - 卢雪梅;袁子茗;
重庆忠县一带是川渝地区汉代石阙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其中三处汉阙是21世纪的考古新发现。忠县邓家沱阙是否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汉阙,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该阙倒仆的时间不可能在东汉至六朝时期。忠县花灯坟阙应是一座构件基本雕凿完毕,但还没有组装起来的未完工的汉阙,其停止营建的原因可能与蜀国灭亡的历史背景有关,其阙主不能排除是蜀汉临江名人严颜的可能性。从万州下中村阙阙盖形制来看,其年代应该排在渠县冯焕阙和忠县花灯坟阙之后,与花灯坟阙的年代相近。
2025年04期 No.242 76-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73K] [下载次数:4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7 ] - 陈世松;
晚宋四川州郡治所与路级监司机构移徙现象,既是南宋边患危机下的被动应变,也是军事地理学的主动创新。它不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转移,更是军事、政治、社会资源的重组。宜宾市新近发现的《南宋淳祐置司叙南碑记》,为观察宋末路级监司机构移徙现象提供了最新的文物实证。透过路级监司治所易置现象,可见南宋朝廷挽救蜀中危局的战略意图,措置边区、巩固西南边防的管控作为,更能窥知政治制度运作的良苦用心。南宋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不仅适时地建立了制置司和总领所等新的地方机构,同时还因应西南边防的需要,不断调整地方监司的职能权益,强化提刑司的边防职能,使之逐渐成为应对边患危机的得力工具。
2025年04期 No.242 86-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84K] [下载次数:4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6 ] - 韦松恒;朱倍贤;闵凯;
罗昱墓志出土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杨舟湾,内容丰富。罗昱为播州罗氏第二十九世土官,袭任播州宣慰使司同知,官至明威将军。其任内主要事迹包括督办儒溪皇木采运,参与征讨交趾、松潘、麓川及平定播州苗叛,并输粮助饷获朝廷玺书旌表等。墓志修正了《罗氏族谱》中第二十七世、二十八世相关记载的讹误。罗昱墓志由播州宣慰使杨辉撰文,内容凸显了罗氏与播州杨氏长期的政治同盟与姻亲关系,反映了明代土司社会的权力结构。墓志形制与同区域杨氏土司墓志一致,体现了汉文化在边疆的深刻影响。该发现为研究明代土司制度、中央—地方关系及西南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个案。
2025年04期 No.242 100-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03K] [下载次数:4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4 ]